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论述题专项强化真题试卷2
论述题
1.结合世界古代史谈谈“中国文明西来说”。(四川大学2017年世界通史真题)
19世纪末，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自称运用“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方法发现了中国上古史的秘密：黄帝裔出巴比伦，汉人的祖先是巴比伦人。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不为欧洲主流汉学界所接受，但当其被介绍到日本后，备受学界瞩目，出现了以桑原骘藏和三宅米吉、白鸟库吉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支持派。1900年，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将“西来说”写入面向大众的《支那文明史》中，此书出版后引起在东京和上海的排满知识人的积极反应，《支那文明史》转述的“西来说”被译介为若干中文文本。不过，当意识到“西来说”表征着汉人的外来性而不合排满的革命政治目标时，先前的支持者便纷纷转而反对。但根据考古材料，至少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已步入了文明的门槛；中国文明在本地的基础上诞生成长，根深叶茂，自有风采。瓦西里耶夫断言只有晚殷文化才是最后形成的中国文明，其成就又是主要仰仗于外来的信息传播，这已经被历史事实所否定。
解析：
2.评述两汉的监察制度。(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中国古代史真题)
(一)西汉的监察制度。主要由刺史与司隶校尉构成。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及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国除京师直辖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为十三个州部(监察区)，每个州部设刺史一人，称州刺史，简称刺史，以监察地方。刺史“以六条问事”，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征和四年(前89年)，又于京师所在地设司隶校尉，掌纠察京师百官(三公除外)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刺史秩六百石，司隶校尉秩比两千石，都以京官监察地方的高官，司隶校尉还纠察朝官，史称这一制度为汉武帝“以内制外，以小制大”之术。这套制度比秦朝的监察制度严密得多，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于庞大的官僚群的督导与控制。
(二)东汉的监察制度。刘秀在继承秦、西汉监察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包括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州刺史。司隶校尉兼领一州，又为中央要职，有监察公卿的权力，再加上中央总监察机构御史台、地方的州刺史，就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地稳固了东汉前期的皇权。
(1)御史中丞。东汉改西汉御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御史中丞，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法律条文解释；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
(2)司隶校尉。西汉武帝时置司隶校尉，至成帝时废除。东汉又复置，兼领一州事，秩比二千石。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司隶校尉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参与议论朝政时，位在九卿之上，朝贺时，处于公卿之下。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均专席而坐，号日“三独坐”。刘秀重用司隶校尉有别于御史中丞，重在抑制贵戚、权臣，以提高皇权。
(3)州刺史。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其职权在西汉的基础上，将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也转归刺史。刺史职权的扩大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便发展成为分裂王朝的地方割据势力。
解析：
3.简述杨炎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1999年中国通史真题)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是为两税法。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一)主要内容。(1)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2)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人户籍，交纳赋税。(3)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即以钱计算税额，折合成实物交纳；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交纳谷物。(4)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5)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6)“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
(二)历史意义。两税法是一种比较适应当时情况及历史发展趋势的制度。它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两税法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
解析：
4.试论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爆发期间，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中国通史真题)
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全面爆发期间，围绕抗日问题，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抗日主张，具体如下：
(一)在国民党方面，其主流看法是采取不抵抗政策，实行“先安内，后攘外”方针，镇压国内的一些反日抗议活动，并等待国联裁决日本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不战而退。为了解决日本占领东北的问题，南京政府采取了诉诸国联的方式，希望能和平解决。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存在一定的底线，特别是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1932年4月，国难会议召开，成为国民党与在野党派的一次政治对话，并开启了此后国民党与在野各党派的对话。
自1936年起，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方针趋于强硬。1935年初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全面接管权力，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后，开始了对日的交涉，但因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而失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制订对于日本全面侵华的预案。同时，为了和平解决中共问题，在西安事变前夕，国民党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等。
(二)国民党内部派系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则坚决反蒋抗日。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内的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对时局宣传大纲》，直接提出抗日必先倒蒋、推翻南京政权、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主张。同时，该党还支持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还与红军达成反蒋初步协定。1933
本文档预览：3000字符，共4521字符，源文件无水印，下载后包含无答案版和有答案版，查看完整word版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