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云南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试卷(县级卷)
论述组题
材料一
永济村在解放前是“光山秃岭乱石沟,十人见了十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全村有大大小小 239 条干涸贫瘠的沟壑,332 座光秃秃的山头,森林覆盖率不到 2%。50 年代初,22 岁的张一雁成为了永济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张一雁带着村民上山种树。由于经验不足,树的成活率极低,村民们泄了气。张一雁鼓励大家说:“我们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 2015 年。这一年,从省里某部门退休的副厅级干部阎永强经过选举成为了永济村新一任村支书。阎永强带回来的不仅是身份,还有服务家乡的赤子之心。他把自己的户口、党组织关系全部转回村里,“又成了一个真正的永济人。”“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不会领取任何报酬工资,只希望能像老书记一样,让家乡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阎永强向记者介绍起了永济村的致富史。1980 年冬,张一雁率几名村干部到南方考察。所到之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令张一雁一行眼热心跳。经过慎重考虑,村委会决定利用本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建一座钢铁厂,这也是省里当年的第一家村办企业。剪彩那天,当第一炉火红的铁水滚滚流出的时候,许多党员激动得哭了。后来,永济村又先后创办了铝合金厂、石料厂等企业。张一雁说:“办企业不同于当年我们上山栽树,不是光有憨劲就行。企业需要的是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这以后,永济村与许多大学联系,送青年农民到那里学企业管理、财务、农作物栽培等科学技术。
阎永强说,老书记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了好头头,群众不发愁。”这好头头就是党支部,就是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在村办企业多年发展的背后,高耗能重污染的弊端日渐显现。2015 年,村两委邀请了省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完成了新的村级规划。根据新规划,要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当时许多村民都担心“下岗”,不太情愿。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并动员家属、亲戚支持村两委的决定。2016 年,村两委引来了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铝合金厂的旧址上,建起一条年产 500 吨食用保健油的冷榨加工生产线,同时建立了一个集餐饮、住宿、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广大村民不仅实现了“再就业”,收入还比过去翻了一番。
“小时候村周围到处是荒山秃岭,现在满眼郁郁葱葱。”2020 年春,在永济村外不远处的一座山坡上,阎永强正带队搞绿化工程。“50 年前为吃饱饭我跟着父亲拿着镰刀、背着松籽在永济的大山上种树,如今的永济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87%,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条条‘绿龙’,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阎永强说,“看到村里环境一天天变美,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富裕,我耳边常常回响起老书记那句话:‘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材料二
进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时移事易。在 23 岁的小王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曾在一个工厂做过装卸工。“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被呼来喝去。”小王坦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数据显示,2018 年,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 7750 元左右,制造业员工平均月薪 6000 元左右。
今年 33 岁的小孙从事外卖工作近两年,他曾是家乡县城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小孙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工作四年,月工资从 3500 元涨到了 5000 元左右。2018 年 7 月,小孙到省城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 8000 元到 10000 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 4S 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当高级汽修技师曾是小孙的梦想,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等门槛,初中文化的小孙并未选择这条路。不过,2020 年以来,小孙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
转行两个月,作为外卖新手的小王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正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小王很无奈,“5 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数据显示,外卖骑手中 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我们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打算。”在他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这样只有高中文化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在大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了。”言语间,小王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不过,时至今日,机器虽然已经替代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代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在配送线上的“最后 1 公里”,在面对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S 大学林教授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谈及未来,小孙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看看能不能返乡开个汽车美容店。”
相比小王和小孙,小李正为自己此前的决定感到庆幸。小李是一所知名大学财经专业的毕业生。两年前,他从深圳一家生产自动取款机的公司离职,回到家乡创业。“行业已经要变天了,我必须早做打算。公司当时营业收入、利润增长还不错,但我心里没底。移动支付发展太快了!”小李如此解释自己两年前的担忧。
现金时代,一台台自动取款机就是其生产厂商的“印钞机”。上世纪 90 年代,存取款都只能在固定的储蓄所;2005 年前后,自动取款机开始遍布街头巷尾;2015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取款机销售市场。当年年末,全球自动取款机行业协会会长充满激情地说,盛宴即将开始。但事后回看,这已是盛宴的尾声。
就在 2015 年,银行纷纷推出互联网金融战略,并开始减少自助银行、自动取款机,用户使用自动取款机的频次也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各个银行的网络金融业务占比大幅提升。根据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2018 年多家自动取款机厂商从净利润下滑开始转向大幅度亏损,2019 年亏损进一步加剧。小李感叹:“时代在抛弃你时,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
材料三
“你好小福,我想订餐。”78 岁的孙奶奶按下开关,向机器人小福发出语音指令。“有两荤两素加米饭 13元的和两荤一素加米饭 10 元的两种,您选哪种?”稚嫩的童声清脆悦耳。“13 元的。”“好的,稍后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不一会儿,福龄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大姐拎着盒饭,一路小跑,来到孙奶奶的家。“对我们老人来说这个太好了!我不会用手机,现在只需要对机器人发个指令,立马有人上门。”孙奶奶说。
变化,缘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成,2019 年坐落于 F 市北区物联网产业园的 L 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了这一平台,该平台的建成是 F 市绘制“数字城市”蓝图的靓丽一笔。乘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F 市抓住信息化先机,积极拥抱数字浪潮,从成立“数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到制定“数字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从“一枝独秀”的软件园到“百花齐放”的数字经济产业;从最早的办事“跑多趟”到如今“一趟不用跑”……“数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
2000 年 6 月,F 市东区软件园创业楼迎来首批入园企业。“当时园区内的研发楼宇只有寥寥几栋,产业规模仅 12.7 亿元。”东区软件园管委会负责人回忆道。如今东区软件园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总收入已超千亿元。F 市汪副市长说,在空间布局上,F 市重点打造环中心城区“东区软件园——西区高新园——北区物联网产业园——南区大数据产业园”的数字经济创新集聚带,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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