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105
论述组题
给定材料
材料1
A市南部两个乡镇为招商引资，和一家畜牧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并和农民签订了上千亩的土地征用合同，用来创办生猪养殖基地、购置配套设施等。然而，2018年这家畜牧企业经营跟不上，无力支付土地租金，表层土壤还遭到破坏。村民张海村说，早知道这样，就不签租赁合同了，现在租金拿不到，地也种不了。
而A市市区周边的几个乡镇，有别于有些地区企业老板直接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签约模式，采取政府背景的公司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然后转包给各类资本承包种植的模式。由于外地老板经营不善和对风险预估不足，这种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因此背上沉重包袱。
作为当地农业局下属企业，一家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当地大量土地流转的实施平台一公司廖姓负责人介绍，前几年是当地土地流转的高峰期，很多老板过来种植甘蔗，流转了6万亩左右土地。但由于甘蔗行情不好等原因，许多老板“跑路”，这些“跑路”老板流转的土地加起来有上万亩，“烂摊子留给了地方政府，现在都是政府支付农户的土地租金”。
“每亩土地租金约1000元，目前几万亩土地的租金需要政府来承担。对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来说，每年筹集几千万元来给农民支付租金并不容易。”廖姓负责人表示，政府在压力之下只好从别的地方挪借资金，虽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政府低声下气地求老板给钱，法律手段也都用上了，但效果并不明显。现在都是财政在撑着，东挪西借，已经垫了很多钱。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B市的一个村子，听说记者过来采访，不少村民立即围过来。“上一年的租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不知道能不能给。2018年甘蔗开榨已经20天了，但是公司什么说法都没有。我们按照合同办事，他们却不按照这个来。”有村干部表示，流转土地是政府动员的，2017年的租金也一直没拿到，村民意见很大。
目前，B市只有70％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土地流转交易有形市场，还有30％的县(市、区)尚未建立，部分交易市场管理欠规范，大多数没有规范的资料档案室，土地流转资料保存不全。还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交易只是民间行为，不在交易场所交易，交易程序也不规范，给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带来隐患。
市农委经管站刘站长说，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出方比较多元，有的是乡镇组织流转，有的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流转，有的是由农户自发流转，还有少数是由县(市)涉农部门或由中介机构组织流转，五花八门，操作时不看对象、没门槛、不讲程序、不守规矩，随意性很大，流转双方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很普遍，容易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都没签书面合同或只有口头协议。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条款也比较简单，对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难以保障流转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的权益。”刘站长表示。
相关部门在C市调查时发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
市农业局一位干部表示，由于粮食价格较低，全省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如果流入方选择种粮，按水稻种植两季亩产1600斤和1．35元／斤的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收入才2160元，除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源等因素，种粮利润很少甚至亏本。因此，大多数流转企业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其他经济作物或水产养殖，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部分基层干部还反映，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一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此外，有专家表示：“一些农户土地抛荒或不流转都能得到粮补，将土地抛荒或不愿意流转土地的现象比较常见，粮食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材料2
推进精准脱贫攻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
在扶贫工作一线，也有干部反映少数贫困户甘为“懒汉”，甚至以当“懒汉”为荣，进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导致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A村调研的过程中，结合帮扶干部和该村群众的描述，我们听到两个“懒汉”的“事迹”。
甲：贫困户户主40岁，在享受了精准扶贫政策后，每月“等靠要”政策扶助。每逢集日，还喜欢买酒喝，以打扑克牌等方式聚众小额赌博。帮扶干部督促其勤奋工作，他反而说“我要是太勤奋了，我很快就脱贫了，那我明年就拿不到这个贫困户指标了，脱贫了就没人管我了，我宁可就这么穷着”。
乙：贫困户为独居老人，无子女，现年62岁，之前靠上山挖草药为生，种了些口粮田。但是在享受政策之后，不再挖草药，口粮田也撂了荒，还在村民面前炫耀“你们看看我多好，什么都不用干有人养”。
当我们从基层干部口中听到这些“事迹”时，确实感到很震撼，这部分人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示范效应，甚至助推了一种“贫困光荣、懒惰有理”的文化。这些极富故事性又极有冲击力的个案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穷苦农民淳朴善良的认知，结合新闻报道中的现象，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扶贫政策“养懒汉”很普遍的印象。
大多数人在提起“养懒汉”现象时，都将其归因于贫困户的个人问题，“好吃懒做”“不可理喻”“刁民”这些标签被贴到这部分贫困户身上。不得不承认，贫困户的个人觉悟和素质，确实对滋生“养懒汉”现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懒汉”的出现不仅仅是贫困户自身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少数帮扶干部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救济，把带动贫困户脱贫异化为给贫困户送钱送物、落实保障政策。对于“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较易落实的“底线援助”积极完成，对于“产业扶贫”“就业脱贫”这样的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的帮扶政策，或是有心无力，或是消极应付。没有做到“扶”与“帮”相结合、“造血”与“输血”并重，久而久之，给了贫困户一种“天上掉馅饼”的错觉。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思考。某村干部反映，某户贫困户自身惰性较强，在享受政策照顾后更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还经常借口其他人得到了比他更优越的政策照顾，去村委会“要补助指标”，威胁村干部若不如其所愿，“就在有督查组来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得到，让上级检查的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避免在“省检”“市检”的时候他真的跑来捣乱，村干部一再妥协，这更刺激了他好逸恶劳、伸手要钱的习性。这起事件本身不得不说是一场闹剧，但其折射出在频繁的督查、检查、暗访之下，尤其是在扶贫工作有着“一票否决”的威慑下，贫困户和帮扶干部的心态同时发生了异化。
此外，“懒汉”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那就是村庄公共性的瓦解，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私人化。村庄公共性瓦解的直接后果就是村民的行为越来越注重个体取向，而非群体取向，越来越不顾他人的眼光。正因为如此，“懒汉”不必理会自己的好吃懒做带来的不利的公共舆论，反正这些舆论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样是X乡，人口规模差不多的A村和G村的情况大不一样，A村的懒汉有6个，G村的“养懒汉”现象却很少乃至没有。A村是个杂姓村，G村是个单姓村，村落中的宗族文化相对浓厚，村支书还是宗族内很有权威的人物。G村也有精准扶贫户，但是很少听到在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后就不愿劳作，乃至“挥霍”补助款的。这是因为G村内部有一定的公共规范，也有一个众人信服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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