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乙级模拟试卷12
论述组题
给定资料
1．2017年8月18日，民政部网站公布了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半年运营情况，13家指定平台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
据统计，1-6月，13家指定平台共为全国两百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及其合作机构发布募捐信息超过1万条。在发布募捐信息的同时，平台为慈善组织开通在线筹款功能，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其中通过腾讯公益筹款3．3亿元、蚂蚁金服筹款2．1亿元、淘宝公益筹款1．22亿元。共有4．65亿次网民在线捐赠，捐赠主体由80后、90后构成，捐赠额度多在几元至几十元，呈现大众化、年轻化、小额化的趋势，“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扶贫济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明风尚。
2．2017年8月2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的公益活动“小朋友画廊”刷爆朋友圈，活动参与者通过1元购画的方式对自闭症、脑瘫、精神失常等人士进行捐助。据统计，截至8月29日14：30，这一活动已募集到超过1500万元善款，共有580多万人参与募捐。
而正当朋友圈被“小朋友画廊”公益活动刷得火热时，一则消息突如其来。网上流传的一张朋友圈截图显示，有匿名人士爆料该活动背后有投资商参与，称受助者连十分之一的钱都拿不到。随后，腾讯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小朋友画廊”H5是由腾讯公益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商”。微信公众号“腾讯”也推送题为《你关心的“小朋友画廊”问题，【官方最全解答】在这》的推文，文中采访了WABC创始人苗世明，再次说明活动细则和钱款去向。
长期以来，社会捐赠者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助者抱持俯视姿态，而忽视了受助者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两者处于不对等的位置上。捐助的“恩赐”意味较浓，公众也在一次次消费同情心的叙事中产生关注疲劳，其捐助积极性受到影响。
新媒体时代，移动传播技术为公益宣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小朋友画廊”这一公益项目中，每个人在购买画作后，都可以听到作者的留言，艺术作品替代了痛苦和不幸的叙事，积极进取的受助者和平等以待的捐助者取代了被动消极的受助者和心怀悲悯的捐助者。比起悲情捐款，这种平等交易式的慈善拉近了屏幕内外的距离。正视受捐者的社会能力，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和帮助，或许是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更为可行的方式。
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发起“互联网+公益”活动。但“互联网+公益”并非只是将公益项目通过互联网传播，因为从当下号召力相对较大的公益项目看，很多项目是科技与创意相结合的结果，场景化公益让日常公益成为可能。
比如，“长城你造不造”计划是“游戏+传统文化+公益”的一次创新尝试。这个项目通过在爆款游戏中融入公益元素，激活长城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魅力，为长城修缮公益计划添砖加瓦。
再比如，用户的日常行为也可能变成公益举动。2017年，阿里巴巴提出“95公益周”活动方案，集中展示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公益行动：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鼓励用户将点滴绿色行为积攒下来，达到一定数量，就由公益组织在沙漠种下真实的树木。从上线开始，这个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025万棵。菜鸟网络则发起绿色包裹行动，将用户选择环保包裹的行为与蚂蚁森林融合，使绿色包裹也成为蚂蚁森林能量的来源。团圆公益项目则联合高德地图，向全国用户提供就近采集DNA的定位服务，方便和帮助更多被拐孩子与寻亲家庭早日团圆。阿里健康鼓励人们以“随手拍”的形式，以手机记录身边盲道被占用的现象……
从这些公益项目不难发现，“互联网+公益”不再是简单的募捐，而是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举手之劳来实践公益、汇聚爱心。那些最为普及的公益，是身边每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是动动指尖、运动一下就可以献出的爱心，是激发创造力和参与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旗戟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给公益赋能，使得公益脱离“一颗红心、一身劳苦”的苦干加敢干时代。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区块链，还是社交网络、数字零售、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农资分享、移动支付等，都通过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飞跃，也带来了社会形态、沟通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形态、组织行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新技术让“公益的社会”有了实现基础。
4．2017年1月11日下午，某市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人民质疑，这是不是一场炒作?该男子回应称，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助者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近些年，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事件，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2016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刘燕“偷鸡腿救女”事件，经网络发酵后，两小时内捐款超过30万元。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刘燕的病友王玉琴，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变形，而且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应该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
5．对慈善事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现行慈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我国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由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审核认定，缺乏民政部门的参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涉及多部门，慈善组织必须向财政、税收机关和民政部门分别提交申请和相关材料。据某基金会调查显示，在调查的200个捐赠企业或个人中只有5个人办理了抵扣退税，其中仅8．1％的人知道慈善捐赠能够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在这8．1％中又有近90％的人由于捐款退税手续过于繁琐而放弃了。
在货币捐赠方面，我国仅规定了捐赠者的纳税申报当期抵扣，当期扣除剩余的捐赠余额，既未规定延期抵扣，也不允许在以前纳税申报期的应纳税所得中追溯扣除。此外，国家对于非货币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也未做相关规定。
繁重的税负及行政性费用，已成为妨碍不动产捐赠的重要因素。房产捐赠从公证、过户到拍卖，产生公证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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