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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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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务员(申论)模拟试卷916

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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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山钢铁,这些都曾是“共和国长子”东北的耀眼标签,作为建国初期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曾“风光无两”。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东北计划经济色彩过重、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东北经济近年来陷入“失速”困境。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在振兴战略的支持下,2007~2010年,东北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东部地区。然而从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居于后10位,其中黑龙江位居倒数第三。2014年东北经济进一步下滑,黑龙江、辽宁、吉林GDP增速分别为5.6%、5.8%和6.5%,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第四。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增速分别为3%、5.7%、6.5%,辽宁排在末位。从地级市层面看,2015年全国有14个地级市的GDP为负增长,位于东北地区的有6个。

“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在2015年4月10日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语气沉重地说。

2016年第一季度,东北三省的GDP增速排名依然位列倒数后5位,其中黑龙江、吉林增速分别为5.1%、6.2%,比2015年同期分别加快0.3、0.4个百分点。辽宁经济增速则继续下探,为全国唯一经济增速负增长地区,只有一1.3%,2015年同期则是1.9%。

2.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工业化的样板和标兵,东北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全国3000万下岗职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在东北。21世纪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这些国企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也恶化了,更依赖投资和制造业,2013年投资占到东北GDP的65%,较十年前几乎翻番,全国平均水平为50%。投资虽然能带来经济数据的增长,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却没那么大。

而能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东北举步维艰。某著名杂志曾报道,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发现,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以各种理由对民营企业进行罚款。该杂志引用多个开发区官员的话说,不少为辽宁省国企配套的南方中小企业,或撤资回乡,或转战他地。有的配套企业迁到天津或河北,仍与辽宁省国企有业务往来,宁肯多付运费,也不愿再付“制度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东北不利。美国、欧洲、日本长期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给中国东部沿海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是距离东北较近的日本、韩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在下滑。尤其是日本,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辽宁省的投资同比降低33.5%。韩国投资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很多东北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东北人还停留在“进大国企、端铁饭碗”的思维,有人把东北人评选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多年来,东北人深受体制影响,讲究面子,这也造就了全中国最讲求人情关系的社会。以大庆油田为例,如果家里不是市政或者油田的,等待年轻人的就只有待业这一条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2010年30~49岁/0~29岁人口之比,全国为1.39,东北为2.09,是全国最高,这意味着2030年50~69岁/20~49岁人口之比,东北在全国最高,老龄化将非常严重。

豆瓣网友@一只耳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辽宁人,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武汉的211高校,高中同学大多数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高校集中的地方,还有五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出国,如今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了国外,有几个留在了北京,有几个女生倒是回去了,而我却留在了浙江。”考上外地大学后不愿意回东北,这种现象很普遍。

在一线城市火爆的创业在东北似乎也很难行得通,本身商业文明欠缺的情况下,连招商引资来的民企都能被动辄“关门打狗”,初创且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微企业根本承受不了腐败成本,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失,东北的商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3.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国民收入的9%,这几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大为缩减。

生态的恶化,不是个别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跟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就开始了靠投资驱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使得资源大量浪费,造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结构的扭曲。这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的耗费和衰竭:另外一个是在污染成本没有被充分分摊的基础上,导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我们过去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拿出一部分去改善环境,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从源头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破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很难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变成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消除污染物过量排放的源头。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曾经长期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并且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奇迹。

这种旧的常态,到了21世纪初期,就开始难以为继,走到了尽头。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不断回落,特别是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降为7%~8%的水平。继续依靠旧模式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

在推进改革、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解决GDP崇拜、“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等,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改变,就需要用更先进的、前瞻性的观点去引导社会,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绿色增长、绿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环境也才有希望得到改善。

另外,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形成环境保护的共识,继而形成全民的共同行动。但是,形成共识又很难,需要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全民包括环境公益机构在内的专业组织,去共同努力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之前,我们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更多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此分析绿色发展的紧迫现实。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连续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态”的基调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思路成为新的发展主线之一。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在传统模式下高速增长,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规模驱动的神话不再。2014年,全国有多个省份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传统资源大省经济尤为艰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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